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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如《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8条：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以安全服务质量为主要条件的招标、协议出让办法：《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13条：新增客运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出让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服务质量和有利规模化经营管理为主要竞标条件的招投标等方式授予中标人。

美国学者艾德里克指出：在法律理论上，美国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政府所设的一间公司。(22)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⑧ 密尔就提出了关于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的三条原则：第一，由个人来做会比政府来做更好的事情，应由个人来做而政府不得干涉。(25) 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转引自叶曙明：《1922年的陈炯明与孙中山》，载《南方周末》，2003年4月17日。上述四种含义中，前两者属于个人自治的内容，而后两者则是在地方自治的意义上使用的。这种致命的自负连孙中山也不能幸免，他在为他的建国三段论辩护时就将人民当作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但是把市政府看作是公司，这个观念在法律上仍然是很清楚的。

如果地球上的生命是他的目的，他有权作为理性存在而生活：本性不允许非理性。民国初年，中国实际上处于军阀割据的动乱状态。他一再强调行政权的作用要严格依据法律，明确行政权的界限，这也显示出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志向。

（一）依法律行政在法政层面的吸纳与转换 新中国伊始，临时宪法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国家的方方面面作出了系统规定，但全文仅有三处使用了法律的概念。在纯粹法学看来，法与国家具有自同性，基于统一认识法现象的理论要求，应赋予各种法的活动一定的体系性地位。实质法治观也逐渐影响到了实务。[81]宪法第89条的管理事项极其广泛，径直承认国务院可独立制定行政法规，将形成由国务院行政法规宰执天下的局面，而这是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与国务院行政管理机关、执行机关的属性相悖的。

第二，普通法与普通法院优位。第五，应以法律规定的事项不得以行政命令规定。

[23]参见[日]田中二郎：《依法律行政的原理》,酒井书店19s4年版,第26页。后期的原则化问题则与立法的客观环境制约不无关联。美浓部达吉曾专门著书批判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其弟子等也撰文介绍纯粹法学，甚至翻译凯尔森的一般国家学等著作。而在时下的中国，法律的供应远远不足，连底线的侵害保留都无法实现。

在总纲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部分，宪法也多次使用依照法律、由法律规定等措辞，可以说，法律保留虽在范围上尚存在一定争议，但仍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立法权应受宪法秩序的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法律与法的限制。可以说，奥托·迈耶代表的是历史实证主义进路，依法律行政原理是源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法治国家的产物。纲要将法律保留替换为法律、法规、规章的保留，或许不是简单的行政权根据的扩大，而是对法律保留的实质改变。

坚持形式意义上的依法律行政原理，将依法律行政原理置于宪法秩序之中，既强调行政权的民主正当性要求，又悟守法律的合宪性要求，这就是法治国家中的现代依法律行政原理。[14][德]Otto Mayer：《德国行政法》第1卷,[日]美浓部达吉译,有斐阁1903年版,第118页。

人伦国是人格在一切关系中的统治，也就是人格之国。1982年宪法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着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4页,第206页以下。[29]明治宪法第8条规定：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依紧急之必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替代法律之放令,此软令应于下次会期提交帝国议会,若议会不予承认,政府应公布其面向将来失去效力。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的《行政法》、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的《行政法》于20世纪80、90年代先后出版，正当程序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耳熟能详的词汇。在国家立法权无法伸张、司法权无力也无权维护法律的权威时，依法律行政便无用武之地。其第2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这确立了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虽然宪法承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行政立法的地位（第89条第1项、第90条第2款），但仍强调法律的地位（第5条），并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行政法规的权力（第67条第7项），这就确立了法律优位的原则。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侧重自由主义国家目的的康德式法治国家概念明显式微，而侧重国家目的实现手段的施塔尔式法治国家概念则得到了普遍的使用。[6]确定上述倾向的是奥托·迈耶于1895年所著的《德国行政法》。

[34]参见[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以下。[3]参见[日]高田敏：《法治国家观的展开—法治主义的普遍性近代化与现代化》,有斐阁2013年版,第61页以下。

【摘要】依法律行政，旨在藉由法律的合理性控制行政的态意，并获得法的安定性和民主性，它是近代形式法治国家的产物，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68]当然，因宪法监督束之高阁，虽然法的合理性得到强调，法律的合宪性却未能得到应有强调和实际保障。

[44]前引[4],迈耶书,第69页以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困窘，也从客观上无法让法律的地位、让依法律行政得到应有的强调。30年代，同样曾受教于东京大学的范扬在其《行政法总论》中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概念。他认为免除义务或设定权利也需要法规的根据，这已超出侵害保留的古典范畴。

[79]许祟德也指出：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但这并不改变国务院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性质（同上书,第175页）。而在它们的贯彻执行上，必须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以求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为人民设定权利或免除义务须有法律根据。（一）依法律行政的法治国家背景 依法律行政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之一。

依法行政如果不强调依法律行政，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对法的民主性要求。国家应以法的方法严密界定其活动的方法、界限以及其国民的自由领域，不可侵犯而应予以保障。

[50]但该文件宣示性内容较多，缺乏可操作性。在消极界限上，一方面，命令不得与法律相抵触[钟赓言沿袭我国早期对美浓部达吉著作的译法称为法律之最强力，亦即法律优位原则），另一方面，宪法上特别保留给立法权的事项，不得以命令规定（这在美浓部达吉的理论中称为法律之留保，但钟赓言则称为立法权之留保）。[15]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那种法治主义的思想起源于权力分立与国民主权的观点（见[日]柳濑良干：《行政法教科书》,有斐阁1969年版,第21页）,未必是妥当的。施塔尔对法治国有一个著名的界定：国家应是法治国家。

依法律行政可谓权力分立思想在行政法平面上的一个投影。当然,美浓部达吉认为,增进臣民之幸福的命令因系将利益提供给人民而没有法规的性质。

（一）依法律行政原理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取法欧美，最终以德国为模范。[10]迈耶所说的特定范围，实际上也就是法律保留的范围。

未经普通法院依法定方法查明违法，任何人不受处罚，其身体和财产不受侵犯。但联系邓小平说话的时代背景及上下文，很明显具有限权目的。